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顺利举行。会议强调，要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确保重点群体就业稳定。依托平台而兴起的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和货车司机等灵活就业劳动者作为重点就业群体之一，其数量正在迅速增长。政府部门如何联动平台，做好这一庞大体量群体的群众工作，已经成为新时代需要细致解答的一道民生考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兴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政治倾向研究”中，学者廉思、张宪的研究成果《重新认识平台：高机动性群体与交互式治理——基于短途货运司机的考察》为此提供了新思路。文章认为，短途货运平台等互联网平台搭建了政府与无数分散流动的灵活就业人员之间的沟通治理“桥梁”，不仅增加了就业机会，而且为此类群体提供了一个安全可控的情绪宣泄出口，将成为政府管理手臂的有效延伸。
货车司机群像：既传统又现代的新职业群体
本篇论文从人口特征、职业状况、潜在风险三个方面详细刻画了短途货运司机目前的生存现状。调查显示，短途货运司机群体以农村进城务工的中青年男性为主体，学历集中在初高中阶段，已婚已育比例较高。在职业状况层面，其工作状态具有独立性(独自完成货物运输)、动态性(运输路线机动灵活)和自主性(自主接单自我管理)的特点。虽然短途货运司机经济风险承担能力相对较弱，但从职业认知来看，其职业自豪感和工作满意度仍保持较高水平。
另一方面，调研也指出，在短途货运司机群体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可能导致不稳定风险的“隐秘角落”，包括工作中遇到客户投诉、与客户发生纠纷、存在职业发展瓶颈等。短途货运司机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共存的状态，他们具有现代就业理念和一定的互联网使用能力，但同时又是身份意义上的农民工和职业类型上的重体力劳动者，解决该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需要各方主体长期共同努力，尤其应当充分认识并积极发挥深度嵌入司机劳动过程之中的互联网平台的作用。
防范化解社会风险，互联网平台成为“缓冲带”
论文指出，互联网货运平台具有传递信息、反馈意见以及化解纠纷的“润滑剂”功能。从调查数据来看，大多数司机认为互联网货运平台不仅减少了司机与客户之间的纠纷数量，也降低了解决纠纷的困难程度。平台借助其矛盾纠纷处理机制，努力将冲突变为对话和共识，营造了体面劳动的工作氛围。
在巩固群体稳定方面，学者廉思、张宪则认为，平台是连接无数原子化司机的唯一“接入口”。政府只要联系好“平台”，就联系了众多原子化个体，司机也就被纳入组织化的管理视域；而缺少了“平台”这个界面，政府由于无法一一对接众多原子化个体，司机游离于管理视域之外，反而可能成为“问题”群体。一方面，平台通过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增强司机归属感，强化了其对职业身份的认同感，弱化了对等级身份的敏感度；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通过建立有序的投诉反馈渠道，为司机群体的诉求表达装上了“安全阀”。课题组的调研结果显示，“向平台投诉”不仅是平台司机群体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可控的情绪宣泄出口，从而避免了更大范围的情绪积累，消解了集体行动的意愿，降低了发生群体聚集的可能性。可以说，互联网平台凭借其“第三人”身份，充当了货运司机与政府之间的“缓冲带”，起到了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作用。
赋能公共治理：互联网平台“交互式治理”新模式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约2亿人，占我国人口总量的1/7。面对如此庞大体量的群体，在社会治理方面，互联网平台表现出了不同于传统治理手段的反应敏捷、组织高效、靶向精准、系统协同的机制优势和行动价值。论文指出，平台上积累了大量劳动者不自觉的行为轨迹，能够成为研判群众行为模式最“靠谱”的数据库，平台在实现劳动者自己的劳动价值以外，还可以利用劳动者不经意间产生的信息流对其进行管理、服务，甚至引导。基于此，学者廉思、张宪也提出了“交互式治理”的新概念。据文章介绍，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类政府”的角色，其无须借助常规的科层管理方式，也无须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就可以找到分散的、呈流动态的原子化劳动者，从而实现对他们的“集中统一”管理。
此外，平台凭借数据库能够帮助政府更精准地掌握众多劳动者的需求状况，继而精准拟订相应政策和对策，提高服务响应速度和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同时，平台还可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通过平台充分吸纳劳动者意见，有利于社会各方形成共识，优化舆论回应与公共决策的互动体系。将平台治理纳入公共治理的生态系统中，将有助于提升治理决策的智能化和科学性。
近年来，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蓬勃兴起，聚集了大量新就业群体。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2年，货拉拉平均月活用户由730万人增至1140万人，平均月活司机由50万人增至100万人。该篇文章基于对短途货运司机群体的考察，以小见大进一步思考如何将灵活就业群体的主要诉求和权益保障通过平台纳入社会治理的制度框架之内，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